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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争鸣】

　　光明日报近期围绕“汉语哲学”组织的学术争鸣，汇聚了这个领域代表性学者们的最新思考，也让笔者有机会深化对汉语哲学的观察和解读。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汉语哲学的倡导者们呼应时代和社会需要，试图赋予汉语哲学研究范式以“中国哲学”“汉语言哲学”等囿于传统学科领域的研究路向所不具备的内涵和功能，从而丰富了当下中国的学术论说；另一方面，汉语哲学的倡导者们陷入了徘徊于加法与减法之间，厚概念和薄概念之间，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进退失据状态。笔者认为，只有更深入地澄清基本概念、进一步完善论证手段，才能使这一路向的探究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思想跃迁和学术增量。

　　在加法和减法之间

　　汉语哲学的倡导者之一韩水法在2016年发表的《汉语哲学的使命——特征、境况与前景》中枚举了汉语哲学的“多重意义”，分别是用汉语作为思维和表达工具的哲学活动、一般所谓的中国哲学、汉语语言哲学和哲学的汉语翻译，虽然这种“分类”本身并不周延，但这显然是在试图做加法，至于能够加出个什么来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四项相互之间包含重叠的内容，如果一味做加法，那些重叠的部分就有被计算多次之虞。与此同时，此文也试图做减法，但是问题在于，减去那些“冗余”的，汉语哲学的内核还剩下什么呢？从文章的描述来看，汉语哲学最重要的规定性有两个：一是强调用哲学回应人类的普遍性问题，这是为了凸显哲学的普遍性维度；二是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合作，强调突破既有的学科藩篱。如果说前者所表征的是德国观念论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那么后者则体现了与作为20世纪哲学精神之表征的分析哲学的亲和性，这在当下的中国哲学界——包括汉语哲学界——都是尤为难得和宝贵的。

　　在某种程度上，既体现了汉语哲学的加法精神，又体现了其减法精神的是韩水法的《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一文，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可诤之点，一是所谓汉语哲学的方法论视角与以汉语为视域之间的含混与纠结，这是此文中方法论的宣称与其“实践”之间的某种“落差”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二是在这种方法论视角中所特别强调的汉语哲学主要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与实践哲学甚少关涉的断言，无论我们从当代哲学“实践转向”的视角，还是从汉语哲学可能的指涉来看，这种断言至少是更为表面化的，或者是过于严苛的，其实质乃是做减法过甚的产物。

　　孙向晨的《“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一文从普遍性关切、本源性思想和规范性建构三个方面提供了对汉语哲学研究的一个具有典型文本特征的描述和刻画。此文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本源性思想的强调，这个核心概念几乎支撑了他对于中西哲学的所有重要的论述。孙向晨反复强调要超越比较哲学的思路和视野，但是颇为吊诡的是，他越是加强本源性思想在他的整体论述中的权重，就越会削弱他走出比较哲学旧辙的努力。当然，孙向晨运用了两种重要的方法论资源，一是法国学者列维纳斯关于“他者”与“自我”的“辨异法”，二是法国学者于连在中西哲学与思想之间的迂回策略。由此可以看出他既想做加法又想做减法的企图心，这种企图的最后结果就是他的双重视野论或双重本体论。

　　孙向晨明确反对所谓语言决定论，但是从他对中西哲学的刻画和描摹来看，语言决定论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就此而言，韩水法那种似乎“圆熟”程度稍逊的普遍主义取向反而是某种有益的制衡力量，因为这种普遍主义更为彻底地摆脱了语言决定论的制约。在这里，我们应该援引梅祖麟早年从汉语缺乏屈折语的角度对斯特劳森之主谓语区分作出的批评。关键在于，基于英语的语法特征区分主谓语是一回事，这种区分本身在人类思维结构中的普遍性则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符合斯特劳森本人的看法，他在晚年尚且重申，在此类问题上，文化相对性的论点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不管不同社会在背景差异方面是何等巨大，但是拥有这些差异的个别语言使用者都是相同的人类的成员”。同时，如果说在轴心时期，所谓本源性思想差异是一种构成性的差异，那么在后轴心时期的思想努力中，包括孙向晨等海内外学者们喜欢谈论的“迂回”，则更多应该致力于将之转换为一种背景性的或者二阶的视域——事实上所谓迂回的策略要能够奏效，也一定是以这种区分为前提的。

　　于是，我们可以在上述加减法中发现某种拉锯，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所谓本源性思想；一方面是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是规范性指向；一方面是理论哲学，另一方面是实践哲学；一方面是比较，另一方面是迂回，正是这种困局召唤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发问和探索。

　　在厚概念和薄概念之间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已经指出过的困难，孙向晨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一文中，明确把汉语哲学界定为“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所进行的哲学探索”，从孙向晨赋予这种哲学探索的任务来看，如此界定首先是为了与其内涵为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哲学”这个表述区分开来，因为后者被认为主要是面向过去的，而汉语哲学则由于面向哲学问题本身就不但是现时态的而且是指向未来的；其次是为了与从张东荪到刘梁剑的汉语言哲学区分开来，因为汉语哲学所注重的并不是语言哲学，而是“汉语”所带出的生活世界；最后是为了与用汉语书写的哲学区分开来，因为汉语哲学的重心不在所使用的语言，而在“哲学”，而这种哲学的基础就是汉语世界的生成论经验。

　　庞学铨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汉语哲学”三问》一文，在接受韩水法对于广义汉语哲学和狭义汉语哲学之区分的基础上，以严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论辩揭示了这个表面合理的区分下面潜藏着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庞学铨看来，聚焦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会排除掉我们在日常的意义上已经接受为汉语哲学论域的内容和题材，例如那些似乎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距离比较遥远的主题。庞学铨从方法论价值来为广义汉语哲学辩护，坚持以汉语为载具是汉语哲学的标识性特征，认为广义汉语哲学“既凸显了汉语思考与哲学表达的关系，又表明广义的汉语哲学本来就包含、容纳了狭义汉语哲学”。

　　从表面上看，庞学铨和孙向晨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否要把诸如于连和安乐哲这样不以汉语为载具的哲学研究包含在汉语哲学之中，但是其实质仍然在于对汉语哲学本质规定性的分歧。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英国学者威廉斯的厚概念和薄概念来分析汉语哲学争论中目前这个层面的分歧。之所以说是借用，是因为威廉斯是在伦理学中使用这种概念区分的，他把具有特殊内容的伦理概念，例如背叛和许诺，残暴和勇敢，称作厚概念，而把更为抽象和脱离共同体语境的诸如正义、公平这样的概念称作薄概念。与薄概念相比较，厚概念所表达的似乎是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怎么使用这些概念，一方面由世界是什么样子来确定，而同时，这却通常也包含对处境、人物、行为的某种评价”。

　　由此来透视韩水法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汉语哲学的基础、困难和前景》一文中对汉语哲学已经是一个“事实”的强调，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看法。首先，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审视汉语哲学，会有一个视角上的差异，因为汉语哲学之问本就是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争背景下才产生的问题；其次，从文中的论证来看，存在着若干混淆，例如将“汉语哲学”与“人类生命结构及其遗传特征”进行类比，进而指出“汉语哲学应当被视为对一种事实和现象的命名，而并非一个学科或方向”，这可以看作是前述做“减法”的某种残留；最后，笔者赞同韩水法关于汉语哲学讨论重心转移的观点，也乐见促进汉语共同体精神活动之动力涌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认为应该把汉语哲学理解为“事实与价值的结合”。

　　无论如何，厚概念和薄概念的区分还是值得借用的，借用这种区分，与哲学相较，汉语哲学就是厚概念；与广义汉语哲学相较，狭义汉语哲学就是厚概念。之所以要使用“汉语哲学”这样的“厚概念”，就是因为“哲学”表征着这个“世界”，而对“汉语哲学”的使用当然也表明了“对处境、人物、行为的某种评价”。在广义汉语哲学和狭义汉语哲学这个对子中，赋予后者以“厚概念”身份的就是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本着这样的立场，一方面坚持要把不以汉语为载具但被认为阐发甚至构建了这种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的哲学运思及其研究成果纳入汉语哲学中来，另一方面又认为汉语哲学要使用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论方式表达自身对普遍性哲学问题的关注，这既可以说是像傅永军敏锐觉察到的那样包含了具有某种反噬作用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像庞学铨那样平实地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和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矛盾之处和问题症结在于当论者要强调的是汉语哲学的普遍性维度时，所使用的是薄概念，或这个概念的“薄”的一面；而当强调的是汉语哲学的特殊性维度时，所使用的是厚概念，或这个概念的“厚”的一面。在这样的“宏大”问题意识支配下，有些“概念”和“技术”上的“细节”反而容易被忽略或者至少是变得主观随意了，而在哲学问题上，也经常是细节决定成败，这应该是目前这场争鸣虽有进展但是进展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

　　汉语哲学之问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汉语哲学之问向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汉语哲学之问介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这是当我们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去观察汉语哲学之问和之争时可以得到的三个命题和结论。

　　说汉语哲学之问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是因为如果没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刺激及其内在的紧张，汉语哲学要么就成了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要么就成了文化特殊主义的最新版本。说历史上曾经“存在”汉语哲学和现实中已经“存在”汉语哲学，这两种汉语哲学的含义是不同的，这两种“存在”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前一种“存在”可以是一种“事实陈述”，但是其中的汉语哲学却是一个厚概念；后一种“存在”是“事实与价值的结合”，但是其中的汉语哲学却无法宣称自己是一个“厚概念”，最多是厚薄之间的一个概念，这是厚薄之辩中一个悖谬之点，原因就在于汉语哲学之问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

　　说汉语哲学之问向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是因为汉语哲学的提出就是为了措置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说汉语哲学之问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这是在“原因”层面讲的；说汉语哲学之问向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这是在“目的”层面讲的。用威廉斯的话来说，“思考过去与思考未来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同，因为过去是我们的原因，而我们是未来的原因”。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就会对汉语哲学之问向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有更为同情的理解，毕竟过去(历时的“过去”应该也在不同程度上涵盖共时的“外部”)是我们的原因；如果我们认同“我们是未来的原因”，就应该对汉语哲学之问如何向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有更为审慎和均衡的考虑，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本身是“事实与价值的结合”的厚概念的汉语哲学，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厚薄之间的概念，而无法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那样就是一个厚概念的主要原因。

　　说汉语哲学之问介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除了基于上述厚薄之间的论辩，也是因为汉语哲学本身曾经贡献过对这里的“之间”的某种独特的理解。例如，张祥龙先生就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我们需要同时追求两个极端，形成一个张力然后感受中间的东西”，他还问“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哲学？它直接阐发的就是中间的这一块，而不是通过认为这两者中某一个是更真实的然后来做”。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于连所做的工作。

　　在《从存有到生活：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这部著述中，于连勘察了“之间”和“之外”之间的“间距”。在他看来，希腊人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辨只思考极端的相反项，因为追求可当成定义的本质性，希腊人忽略了“两者之间”难以指定的“过渡”，于连得出结论：“希腊人由于不懂思考‘之间’，就不得不思考‘形而上’的‘之外’”，而“道”这个“之间”无法让人从任何一边来界定，于是有庖丁入“有间”而游刃有余，“‘之间’是某种永不枯竭之源，也许是唯一的源头，而不企图‘推延’到‘之外’”，相反，“在‘之间’里，‘之外’是从‘之内’发现的”。也许于连作为一个“狭义汉语哲学家”在“广义汉语哲学”更不用说“广义哲学”领域并未得到足够充分的——“之外”的——承认，但是他这番关于“之间”“之外”和“之内”的辨析无疑值得“之外”“之内”者深长思之，因为它是由一个“之间”者发出的。

　　在2022年召开的北京大学汉语哲学中心成立大会上，有学者将汉语哲学刻画为从汉语里长出来的哲学。按照这种洞见，汉语与哲学的关系就像孔夫子与中国的关系，正如汉语哲学是从汉语中长出来的，孔夫子是从中国长出来的。启功先生关于书法有一个金句：一幅书法作品可能是雄强的，但是我们不可能“雄强地”写出一幅雄强的书法作品来。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将汉语哲学看作一个明确的学科甚至论域，而是看作一个吁求和一种呼声，并在具体哲学研究实践中予以推进。

　　(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